就北方地区而言，如果以案发前一年的旱涝数据为准定义旱涝等级哑变量，则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似。
关于去杠杆策略已经讨论了很多。因此，还应考虑授予地方政府税政权力，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，使地方政府具备与其职责相匹配的财权与财力，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。
尽管存量债务可以逐步重组，但在短期如果影子银行继续快速扩张，则信贷周期突然中断的风险将继续增加。野村证券（2013年）提出著名的5-30规则，即发生危机之前的5年，信贷占GDP比例一般都要上升30％以上。Reinhart Rogoff（2011年）认为实体部门债务飙升往往是银行危机的前奏，且公共债务迅速上升与主权债务危机密切相关。这就像病因没有得到根除，只暂时切除肿瘤一样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从这些经验看，杠杆置换和债转股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去杠杆问题，无论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还是行政化手段来进行债转股。
在政策上，应深入研究财产税的实施路径，全面改革资源税，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，培育地方主体税种，增强地方自主发展能力。货币政策要更加稳健中性，财政政策要更加有效，在共同维护好去杠杆的宏观环境的同时，去杠杆的着力点在于推进更多结构化改革，促使非金融企业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动去杠杆。按照李嘉图等价定律，政府现在的债务等同于未来的税收负担，理性预期的个人和企业会紧缩开支，财政赤字不增加总需求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虽然财政赤字货币化听起来有点令人紧张，但这是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必然结果，其他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也都面临这个问题。居民选择持由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，部分替代银行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，这意味着货币增长的部分收益（铸币税）从商业银行回到央行（政府），实际上是政府用没有任何成本的货币去和私人部门交换商品和劳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包括央行数字货币在内的M2增速将下降。因为信贷创造存款的节奏放慢。
未来的数字货币既不是类似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创造方式，也不是简单地对现有支付方式的电子化，而是一种可控范围内的分布式记账的应用，其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—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来完成，央行的数字货币体系由央行的数字货币发行库、商业银行的数字货币银行库和用户端的数字钱包组成。中国央行2016年1月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，对外宣布研发并争取早日推出数字人民币。
当然，政策都有路径依赖，纯货币挤压银行存款对银行有负面的影响，但央行可以控制数字货币发行的节奏，避免对商业银行产生系统性的冲击。假设经济增长目标是6.5％，如果信贷投放货币，对应的M2增速假定是12％，但如果财政扩张力度加大，所需要的M2增速可能是10％甚至更低，信贷投放的多余货币只刺激了资产价格。政府可以用这部分收益推进结构性改革，比如减税，也就是说，在一般的财政预算赤字之外，可以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来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。财政投放货币既是广义货币的一部分（流通中现金和企业、家庭在商业银行的存款），又是基础货币的一部分（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）。
回到上面的讨论，对财政投放货币的根本约束来自控制通胀的需要。2016年底M2余额是155万亿元人民币，如果每年M2增长10％，增量就是15万亿元人民币，假设其中五分之一来自央行数字货币，也就是3万亿元人民币，2017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般预算赤字总共才近2.4万亿元。其次，规范财政行为，限制财政扩张对经济活动带来的扭曲影响，这包括规范地方财政预算体系，加强人大对财政支出的审议和监督等。不同的央行在数字货币的投放和管理方式上可能有差异，但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法定数字货币是央行发行的，不是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。
通胀上升带来货币政策紧缩，抑制传统的信贷创造货币（存款）的渠道。英格兰银行的研究人员在2016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，描述了一个类似的、介于去中心化和传统中心化之间的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机制。
功能财政有两层含义：一是政府只应该在私人部门需求太强（有通胀压力）的情况下加税，政府不应该为了控制赤字而加税或不减税信贷是银行的资产、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负债，信贷投放货币不增加私人部门净资产，对消费和实体投资需求的刺激相对较小。
财政与信贷投放货币的差异 在法定货币的机制下，政府的角色首先在于财政收支的影响，财政支出投放货币，税收回笼货币，财政赤字意味着货币净投放。稳健财政强调对政府预算的约束，背后逻辑和私人机构的情形没有本质差别。银行信贷创造的货币只有部分本位币准备金的支持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日本，其国债规模在过去20年持续上升，对GDP的比例达到212％，大幅超过美国的97％，一些投资者不时表达对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，但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却大幅低于美国，低增长和低通胀似乎是更合理的解释。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纯货币，直接是央行的负债，而银行存款只有部分准备金（央行的负债和国债）的支持。总的来讲，比较财政和信贷投放货币两个渠道，前者对实体需求刺激较大，后者对资产尤其是房地产的需求刺激较大。
同时，这也意味着部分由银行通过信贷增长获得的铸币税回归政府，有重要的财政含义和由此带来的宏观经济和结构影响。功能财政投放货币 对财政扩张的一个常见的疑问是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，即在降低私人部门债务负担的同时，政府债务是否会成为新的危机源头。
具体来讲，央行对所有人提供7×24小时开放的支付结算平台，实际上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对所有人开放，非银行的企业和个人直接通过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结算，绕过了商业银行的结算系统。在中国央行计划的模式下，数字货币由央行发行，商业银行只是一个渠道，有点类似100％存款准备金要求下的银行存款。
因为信贷创造存款的节奏放慢。从宏观角度来看，这等同于财政赤字货币化，刺激总需求，可能带来通胀压力。
也就是说，一般情况下，政府不通过发债回笼财政赤字投放的货币。但是，按照国家货币学说，只要政府有发钞的能力，其面对的预算约束和私人机构就有本质差别。政府发行的货币是私人部门的资产，代表私人部门的净资产增加，其财富效应增加消费需求，并进一步刺激实体投资。居民选择持由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，部分替代银行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，这意味着货币增长的部分收益（铸币税）从商业银行回到央行（政府），实际上是政府用没有任何成本的货币去和私人部门交换商品和劳务。
结构调整的另一个视角是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与银行存款竞争，意味着央行扩表、银行缩表，有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，降低金融的顺周期性。英格兰银行的研究人员在2016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，描述了一个类似的、介于去中心化和传统中心化之间的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机制。
从过渡期风险管理的角度看，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的高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，到时央行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缓解发行数字货币带来的冲击。把财政部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联系起来看，政府的债务结构发生变化，国债比重下降，货币比重上升。
当然现实中，理性预期不总是存在的，尤其是私人部门与政府面临的预算约束有很大差异，政府最终还可以用发行货币这一招来避免违约。不同的央行在数字货币的投放和管理方式上可能有差异，但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法定数字货币是央行发行的，不是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。
财政赤字增加的广义货币有100％本位币（准备金）的支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包括央行数字货币在内的M2增速将下降。央行发行数字货币，史无前例，技术设计可能比较复杂，但我们可以勾勒宏观方面的含义。弗里德曼说通胀永远都是一个货币现象，而历史上高通胀的时期和国家都存在财政赤字失控的问题，两者并不矛盾，弗里德曼的话是在上世纪60年代说的，战后财政赤字是货币投放的重要形式，而信贷渠道则因为金融压抑而受到限制。
稳健财政要求平均以维持收支平衡，可以在经济衰退时减税，但在经济繁荣时加税，或者在经常科目维持平衡，但允许赤字来进行资本性支出。在中国，更多地依靠财政或准财政扩张支持经济增长，降低对信贷的依赖，有利于促进金融周期下半场的有序调整。
中国央行2016年1月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，对外宣布研发并争取早日推出数字人民币。这是上述的货币金字塔的另一个体现，财政投放货币的货币性最强。
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应对和反思涉及货币、财政、金融监管和结构性改革，但总体来讲主要还是技术层面的突破，比如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，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形成的基本政策框架并没有改变。假设经济增长目标是6.5％，如果信贷投放货币，对应的M2增速假定是12％，但如果财政扩张力度加大，所需要的M2增速可能是10％甚至更低，信贷投放的多余货币只刺激了资产价格。